近些年来，以智能化、数字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新的经济业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颠覆了企业的经营方式，也重塑了宏观经济的运营机制。
新技术和新经济中包含了大量边际成本为零的案例，比如复制一个软件到另外一台计算机的成本可以忽略；谷歌或百度的搜索服务，增加一个用户，也几乎不增加成本。
同时，新经济中也包含了大量规模效益递增的案例，比如使用同一个社交软件的人数越多，这个社交软件的价值就越大。
诸如此类的技术超越了边际成本递增的常识，催生了无限供给的新时代。无限供给产品将持续改变我们的生活，重写行业原本的游戏规则，颠覆经济原本的运作机制。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一经济新常态？它又将引领我们走向怎样的未来？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金融经济学博士周春生教授在《无限供给：数字时代的新经济》一书中给出了他的解读。
一、需求端的新增量：刚性需求精细化，非刚性需求常态化
经济活动是为人们服务的。简言之，所有的经济活动，其根本目标，就是满足或者创造人们的终端需求。
如果我们把技术和创新看作现代经济发展的发动机，那么消费需求或人民群众期望改善生活的美好愿景，就是经济发展的方向盘。前者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后者则引领了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从根本上讲，所有的企业，无论是生产原材料、中间产品或投资品，还是生产消费品，无论其直接服务对象是企业还是消费者，其终极目标都是满足消费者的终端需求。因此，消费者的终端需求是各类企业运营的指挥棒，是决定产业链生态的最基本因素。
随着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人们的需求不断向更高端需求演化，而且会引发许多过往人们不敢想象或者无法实现的新需求。
现如今，人们经常提到创造需求。所谓创造需求，是指市场主体，采取各种生产、经营的手段，依靠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理念，促使人们的潜在需求得到激发，最终得到满足。
在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时代，人们的需求大多是低层次的。衣食住行是人们消费的主要需求。时至今日，许多人谈及消费，经常挂在嘴边的依然是衣食住行。
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崛起不仅会催生大量的新行业、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而且会激发许多前所未有的消费需求，颠覆人们的消费观念。
现如今，居民的消费方式、消费内容、消费结构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总结当代社会常见的人类需求时，可以用“衣食住行康育娱”这七个字来概括。
除“衣食住行”，“康”指健康、康养；“育”指教育、养育、文化活动；“娱”指广义的娱乐、休闲、旅游等。未来，“康育娱”将会成为消费升级和消费增长的引擎。
概括来说，“衣食住行”多属于生存型、物质型消费或刚性需求；“康育娱”则多属于提升型、享受型消费或非刚性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性消费在社会的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康育娱”方面的消费在消费总支出中占据的比重则越来越大。新技术、新模式的出现和蓬勃发展，为“康育娱”等消费领域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使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民群众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衣食住行”等传统消费精细化，健康养生、教育文化、休闲娱乐大众化、常态化。
从需求端来看，“衣食住行”等传统行业的智能化服务，以及“康育娱”领域中的一些新兴消费的出现和快速增长，正在并且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新的增长点。我们将此称为需求端的新增量。
二、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增量空间
许多人把中国当前的经济形态称为新经济。概括来讲，所谓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数字化和智慧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
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进步与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交易和信息交流的效率，还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同时也催生了许多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和新经济业态，如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共享”出行、大数据营销、智能信息服务、互联网团购、互联网教育、互联网社交服务等。
21世纪初，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还比较有限；2010 年前后，数字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2010 年后，数字经济增长更是进入快车道。
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67.98%。数字经济已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数字经济昭示着我们的未来。
以数字经济崛起为代表的中国新经济业态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的推动；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
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前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力丰富、成本低廉、物质产品相对紧缺所推动的快速工业化。
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资本积累已经基本完成了。传统市场，包括房地产、基础制造业领域投资，中低端产品出口和社会大众的基础消费，都逐渐接近饱和状态。因此，传统存量行业的增量空间已经变得非常有限。经济发展、企业繁荣、消费升级，均需要寻找新突破口和新增量空间。
而新增量在哪里？在于创新，在于新技术的突破和新产品的打造，在于新需求的创造。
近十年来，中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生物科技、量子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性成绩，是企业寻求新增量的具体成果。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还会继续快速向前。
数字化和智能化经济的兴起，不是技术的边际改进，不是“过家家”似的经济结构调整，而是生产、流通和生活方式的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
三、技术创新的加速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相伴而行
近些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和新经济业态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技水平，特别是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通信服务等方面的技术能力，与美国等技术强国之间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
但另一个重要且令人深思的事实是，中国在技术创新和新经济业态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明显放缓了。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用“神速”两个字来形容。这一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劳动人口从农村有限的土地中被释放出来，为城市的快速工业化提供了丰富、廉价且质优的劳动力。这些廉价但高效的劳动力为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制造业发展，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创造了显著的成本优势，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工业产品出口贸易的腾飞。
第二，“高投资”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投资不仅来自国内储蓄，而且来自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补充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而且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效率改进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因于技术改善和劳动力技能的提高。而这种进步又与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从外国引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密不可分。
第四，剧增的国际贸易拉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自1980 年以来，中国政府不仅主动减少对国际贸易的控制，降低贸易壁垒，而且积极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些政策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逐年增加。
第五，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保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组织的效率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毫无疑问，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提供了强大动力。
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都开始发生重大转变，GDP 增速从以追求数量扩张为导向，转向以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为目标。
2014 年5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现行GDP 指标衡量，确实有明显下降。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却有显著变化或者说有所改善。
新常态下中国GDP 增速放缓，概括来讲，主要是传统行业（我们称其为存量行业）经过多年高速发展，资产规模和生产能力都已非常庞大。传统行业大量产品的需求无法长期保持稳定的超高速增长，所以这些行业的供求平衡出现了变化，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产能过剩。存量行业的增长机会相对有限。
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机会，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互联网、数据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行业。
虽然新经济的发展壮大对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善意义重大，但比较而言，许多新的经济业态对固定资产投资和GDP 等量化指标的贡献，反倒不如传统工业制造业那么显著。主要表现在：
（1）工业制造业等存量领域的增长主要依靠设备投入和产能扩张。而新经济领域的发展，更多靠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和研发，对于大量的厂房和重型装备等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相对较少，特别对于无限供给产品而言，企业规模扩大更不是靠厂房设备等产能的扩张支撑。
新经济时代，人们经常会提到所谓的“轻资产”模式，即资产无形化。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渐超过有形资产，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和趋势。这种趋势减弱了国民经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
（2）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对外贸易已经具备相当大规模。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变化，以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中国的对外贸易不可能长期维持超高速度的增长。对外贸易增速减慢，从某种意义上讲，难以避免。
（3）新经济领域，特别是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了大量零边际成本的无限供给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开启了免费服务模式的新时代，往往不再直接向消费者收取费用。
尽管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和方式赚取利润，但这些产品和服务为用户提供的价值却难以纳入现行GDP 统计范围，因此，新业态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被GDP 指标低估了。
（4）新经济中的科技创新，更多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如电脑越来越快，手机性能越来越好，汽车、空调越来越节能等。而GDP 指标显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倾向。
（5）科技创新，新经济发展，特别是新产品对传统产品的替代，按照现有GDP 统计口径和方法，会导致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被严重低估。特别是当无限供给的免费服务模式替代传统经济中的收费服务模式时，GDP 统计数据受到的影响则更为显著。
总结一下，中国经济增速，或更准确地说，中国GDP 增长放缓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传统行业（存量行业）的产能相对于需求（包括对外贸易需求）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已处于基本饱和状态，持续高增长的动力有所减弱。
二是新经济发展（新增量）有较强的资产无形化趋势，对固定资产投资依赖减弱。投资需求本是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现行GDP 统计口径和方法低估了技术进步和新经济业态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
四、未来经济发展的几大趋势
智能化、数字化已经并且将持续快速地重塑中国经济结构，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呈现一系列新的重大发展趋势。
（1）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接管市场上的大量简单劳动，人们对简单劳动的需求不断减少，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智能劳动）之间的差异持续扩大。
（2）企业对高端、创造性人才的争夺将更加激烈。普通劳动力就业岗位会越来越少。
（3）智慧资本、数字资产成为比机器设备更为重要的生产工具（生产要素）
（4）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减弱和透明化程度的提高，用户对企业的议价能力也会更强。其结果将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优胜劣汰将更加迅速。同时，透明度也将进一步减少企业的利润，竞争性产品的利润空间会被更进一步压缩。
（5）产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很多行业可能会被少数几家优秀企业把持。如果没有外力（比如政府）干预，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现象将大大增加。垄断企业由于拥有卓越的客户资源，跨界经营，谋求多个关联行业的优势地位也将变得更为普遍。
（6）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网络将会无处不在，物联网也将快速发展起来。
（7）人们的注意力将越来越宝贵，越来越稀缺。企业之间的竞争从争夺生产要素和市场，演变到争夺用户（流量）以后，将更进一步升格到争夺用户的注意力。
（8）产业链的流向正在逆转。以前是先生产再消费，由生产者到传统经销商再到消费者手中，有许多中间环节。未来是先有消费需求再有生产供给，就是按消费需求设计产品，再生产。传统经销商这个群体将逐渐消失。
（9）技术的快速进步将驱使科技类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快速下降，同时性能快速提升。消费者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享受越来越优质的科技产品和服务。技术推动使得成本下降，也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
（10）信息流动的加速，远程教育的崛起，将逐渐缩小不同人群的知识和信息鸿沟。由于智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人们将从繁重的简单劳动和非创造性劳动中得到解放，“康育娱”消费将持续高速增长。
（11）新经济，特别是数字产品的用户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者，他们也是企业的资产、企业的“兼职劳工”。新经济继续往前发展，数字化程度越高，用户的资产属性、劳工属性就越重要。
（12）传统生存型消费将由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发展。生存型消费产品增长速度将放缓，技术创新和进步带来的产品质量变化将越来越受重视。新模式、新技术创造的新型消费也势不可当，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摘编自《无限供给：数字时代的新经济》，作者周春生、扈秀海。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9月。
